实现献血者与受血者之间的最佳配型是保障输血治疗安全和有效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镰状细胞病及地中海贫血患者而言最佳配型尤为重要。然而，献血人群构成上的结构性差异与文化层面的差异会引发抗原配型不合问题，进而升高少数族裔患者同种免疫的发生风险。厘清献血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实现献血者群体多元化的必要前提。日前荷兰圣昆研究院的Y. Dixon发表了一篇范围综述，旨在探究全球南方及北方国家少数族裔群体参与无偿献血的阻碍因素与促进因素。研究者于 2024 年7-8月在 Ovid MEDLINE、Ovid 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 及 Global Index Medicus 数据库开展系统文献检索，纳入所有探讨献血阻碍因素、促进因素及献血干预措施的相关研究，最终对来自 55 个国家的 270 项研究（时间跨越为1989-2024年）进行了分析。
在普通西方人群中，同种免疫的累积发生率约为 2%‑5%；但在其祖先来源多样化的西方社会人群中，受血者产生同种免疫的风险显著更高。该风险升高主要由献血者与受血者之间的抗原配型不合所致，特别是献血者群体的祖先来源多样性低于输血患者群体的多样性。因此降低同种免疫发生风险，尽可能减少献血者‑受血者之间的抗原不合尤为重要，而提升献血人群的多样性则是一项核心策略。
西方国家供应临床的血液中少数族裔献血者占比偏低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对少数族裔的个体文化观念与结构障碍缺乏充分认知，导致现行献血招募措施难以有效触及并保留潜在的少数族裔献血者；二是非洲裔献血者常因血红蛋白水平偏低或返回其祖籍国家（常为疟疾流行地区）旅行而被暂缓献血，这给该人群的献血者保留工作带来挑战。因此，亟需进一步深入了解少数族裔人群对于血液与献血的认知水平、文化关切，以及现实和情感层面存在的阻碍因素。
已报道的献血阻碍因素可划分为三大类：现实因素（例如未收到献血邀约、对献血流程认知不足、献血点交通不便）、医学因素（例如献血资格受限、贫血、感染风险）以及心理因素（例如针刺恐惧、献血后晕厥、对献血过程的焦虑、对医院或血站的不信任、认知误区、自我判定不适合献血以及既往献血的不良体验）。献血促进因素分为四类：亲社会因素（例如利他主义、救助亲友、挽救生命、公民责任、道德义务与宗教责任）、社交因素（例如采血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友好-良性互动、他人鼓励、看到同伴献血）、可见性因素（例如科普宣教活动、流动采血车以及察觉到血液库存需求）以及激励因素（例如纪念礼品、休假、象征性奖励以及健康相关福利）。上述促进因素反映了个人、社会与结构性层面的各类要素，能够抵消部分献血阻碍，从而推动无偿献血行为。
在全球南方地区，献血行为主要受是否收到直接献血邀约、以家庭为导向的献血观念、宗教信仰以及当地特有的激励偏好影响。而在全球北方国家的少数族裔人群中，不信任感、受排斥感是突出的献血阻碍，双文化身份认同与社区参与则可推动献血行为。
干预性研究显示全球南方与北方地区实行的各类策略在有效性方面差异较大，说明并不存在一种能够提升献血率的通用方案。有效的干预手段十分多样，包括贴合本土文化的宣传沟通、社区健康教育、数字化工具应用、社会网络招募以及定制化激励措施。具体方案需结合当地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而定。不同干预策略的侧重点有所区别，部分方案旨在解决现实层面障碍，另一些则聚焦信任问题、献血的社会内涵及道德认知等更深层次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环境中行之有效的促进措施，换至其他场景后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产生反效果，这也凸显了干预方案设计需因地制宜。总而言之，研究结果表明献血是一项根植于社会环境的行为，受地域传统、移民历史以及制度背景共同影响，因此献血促进工作需要具备包容性强（贴合当地文化）、可灵活调整、因地制宜的献血者招募与保留策略，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献血人群结构、提升输血安全水平，保障血液制品获取的公平性。
来源：上海市血液中心
翻译：匡小舟
审核：谢东甫
原文链接：
https://ashpublications.org/bloodglobal/article/2/3/100119/569370/Barriers-and-facilitators-to-blood-donation-in-the
